早前许多时候，就一直在思考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并希望能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前几天找到一本拉尔夫·伊利斯的书《耶稣最后的法老》，在书中作者自诩是“少数几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这个双关语的确蛮拗口的，不过很喜欢这种提法，就此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了，文章较长。
在现代社会高度依赖于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今天。尽管我们曾经可能向某个神秘的僧人咨询以了解和治疗某种疾病，我们现在则转而求助于将其发现建立在经验性实践研究上的科学家。但是，信仰并没有消逝。在这个如此依赖科学并被科学所垄断的摩登时代里，仍有98%的美国人信奉上帝。不论是首相还是英国女王也都公开相信来世的存在。虽然去教堂的人数呈下降状态，但信奉各种超自然现象比如幽灵和灵魂、占卜和治疗法的人却越来越多。在基督教努力吸收更多新的信徒的同时，伊斯兰教成为联合和激励众多世界上最贫困人们的动力和力量
人们经常谈论文明的危机。西方社会自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以后，就谈论危机不断了。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最近两百年，物质极大丰富，技术突飞猛进，人们活得更加健康长寿，生活空间和范围更广，人际交流更频繁，是以往几千年无法比拟的。在精神层面上，最近两百年是世俗化的两百年，物质主义和个性解放同时流行。西方社会传统上对抽象对象的依赖，即西方的宗教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涉及根本的动摇。西方文明的制度和价值，同他们的宗教有太深的联系。认为彻底抛弃原有的精神信仰而西方社会仍然可以万事大吉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恐怕还是认为，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宗教，西方文明就不是西方文明了。这是西方文明的致命性的危机。西方人是怎样应因这种危机的。他们是怎样来拯救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这是我们感兴趣的事情。
我们的这种兴趣，有着我们对自身文明危机的比照。中华文明最近两百年也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也有相似的精神层面，我们民族的志士仁人也在应因这种危机。比照他们的危机和我们的危机，他们的应因和我们的应因，他们的拯救和我们的拯救，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出一些什么？
想说明的一点，记下这篇文章，不是出于对某种特定宗教特定信仰的褒贬，而是对西方志士仁人的拯救努力感兴趣。更广泛一点，因为这涉及我们对人类精神遗产和各民族各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基本态度。
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对大学生们说，95％的美国人是信神的。出于科学理性和对神的信仰之间的内在矛盾，95％的人信神和科学发达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我们以往不了解的东西。
一、一点历史解读
科学和医学史教授Ronald Numbers是科学和宗教关系的专家，他同时被选为美国科学史学会和美国教会史学会主席。他指出，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中一个重要观念是所谓“两本书”的概念，这两本书就是圣经和自然。从中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化中的大多数人相信，这两本书都是上帝的创作，人们探索自然和崇拜上帝都是遵从上帝的教导。所以，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探索和信神是不冲突的。
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欧洲似乎放弃了科学思维，古希腊科学、数学和天文学的遗产在伊斯兰世界得到传承和丰富。13世纪，这种科学遗产重新返回西欧，而担任这一返回任务的都是基督教的修士和神学家。
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大多数科学巨人是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伟大的中世纪数学家罗伯特.格罗斯泰斯（Robert Grosseteste），他是牛津的主教；中世纪实验科学的倡导者罗杰培根，他是方济各修士，被誉为中世纪的伽利略；十五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和实验科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他是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是第一个提出宇宙无限的人；还有着名的哥白尼，他是天主教主教堂的大牧师会成员。
一直到十八世纪，欧洲大多数研究科学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都接受过神学训练，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教会控制的。
以往认为，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是科学和宗教决裂的时期。Numbers指出，最近五十年的历史研究证实，这是误读了历史。科学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开拓者和新学科的奠基者都是宗教人士，并且总是使他们的研究和他们的信仰相一致。日心说天文学三巨人，哥白尼、开普勒，牛顿，都把他们的宇宙观看作他们神学和信仰的一部分，把他们的研究看作是在寻找和追随上帝。
科学史上，伽利略审判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以往认为，伽利略因为主张日心说而遭到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差点被处死。Numbers指出，最新的研究证明，这种传说夸大了事实，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事实上，伽利略在审判期间没有坐过一天牢，而是住在一个枢机主教的奢华宫殿里。终其一生，很多有势力的宗教界人士是他的支持者。在审判伽利略的1633年，天文学还不够精确，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证明地球围绕太阳转，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是罗马天主教会是在渐渐接受日心说这一新观点。查遍梵帝冈档案，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教会曾经想处死伽利略。伽利略和教会的冲突，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而不是出于教会对新科学的仇视。伽利略的最后八年被软禁在自己家里，但是他从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写出了《关于两种科学的对话》，
从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物理学创始者的地位。
以往还传说，布鲁诺由于支持日心说而被烧死，现在的研究证明，这是不准确的。布鲁诺的被烧死，是由于他的异端宗教，和科学没有关系。
一直要到18世纪，科学和宗教的分离才明朗化。在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氛围下，哲学家康德、卢梭等提出，科学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必须分开。但是，即使是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宗教也不是你立我破的关系。
科学和宗教之间真正严重的冲突，发生于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生物进化论诞生。
二、进化论和创造论危机
面对达尔文进化论和基督教创造论的矛盾，很多人看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机。进化论是按照科学方法架构的，有内在逻辑性，有观察证据。很多人把它看作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威胁，企图排斥进化论。但是更多人看到，单纯的排斥是没有用的。他们试图重新解读和解释圣经，使圣经和进化论在一定程度上能调和。在着名的1925年猴子审判中，基督教创世说的辩护者布莱恩在法庭上被追问是不是相信圣经所说的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世界，他回答说，圣经里所说的上帝的“一天”不是我们地球上人的一天，而是相当于我们地球上的六亿年。这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者面对进化论科学的一种防卫反应。
怎样在进化论科学的发展下，拯救原有的基督教信仰？
1996年，梵帝冈天文台和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神学与自然科学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以进化论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系列讨论会的第四次会议。这个系列讨论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在教皇位于罗马城外的夏宫举行，来讨论科学研究和神学与宗教的关系。教皇亲自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致欢迎词。第一次会议的主题是物理学、哲学和神学；第二次会议的主题是混沌和复杂性问题；第三次会议主题是量子宇宙学；第四次是进化论；第五次的专题是大脑和精神问题；第六次是量子力学。
在这第四次讨论会上，与会者讨论了地球上生命的生物进化，也讨论了宇宙作为整体的进化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本质上，进化论是和基督教世界观相洽的。牛津大学着名生物化学家Arther Peacock博士，也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位荣誉神职人员。他认为，进化论科学可以促进对神的追求，加深对上帝的理解。他解释说，上帝的创造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而所谓进化过程，归根结底还是上帝的创造过程，“当我们说上帝是造物主的时候，并不是说上帝在过去某个时刻创造了一切，然后就走开了。而是说，这是一个始终在进行的过程”。但是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牛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就认为，对进化论进行这样的神学思考是没有收获的，它不能增加知识，只是“浪费时间”。
这次会议后不久，教皇发表讲话指出：最新的知识引导我们认识到，进化论不只是一种假设。
这表明，基督教承认进化论是一种科学理论，不再认为进化论是会摧毁宗教信仰的一种威胁，并且显示了在进化论科学的发展下，基督教信仰逐步在取得自信。
三、基因工程
当代最宏大的一项科学项目是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其目的是译解人类的遗传密码，理解在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中组成DNA的数以十万计基因的功能。这项计划的前景是使得人类史无前例地有能力理解和操纵基因，有望通过基因工程治疗遗传疾病，包括很多种类的癌症。
世界各国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投入了这项计划，美国政府将在十五年时间里投入三十亿美元。在美国，HGP是由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人类基因研究所负责协调的。这个研究所的主任，Francis .Collins博士，是医学和遗传科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27岁的时候从无神论者皈依基督教，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决定。他不认为基因工程和他的信仰有冲突，相反，他认为他的研究有助于治病救人，是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延伸。
但是，基因工程的进展呈现出一种令人焦虑的成果。1997年，苏格兰科学家首先克隆成功绵羊桃莉。随后，其他科学家宣布成功克隆牛和鼠等动物。从技术上说，克隆人类自身，已经可以预言。
在绵羊桃莉克隆成功的消息宣布以后，克林顿总统呼吁禁止克隆人类的科研和医学研究。1998年2月，美国参议员William Frist提出法案禁止克隆人类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还有人类乾细胞的研究。
有很多生物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禁止克隆人类的研究是阻挠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你禁得了今天，能禁得了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吗？你禁得了美国，能禁得了别的国家吗？他们认为，从科学理性角度看，克隆人类的研究是生物学发展的必然，禁止研究是自缚手脚，徒然损失宝贵的时间。
面对生物科学研究令人震惊的前景，喊停的人是不是有道理呢？是不是只有生物学家有资格和能力对此作出判断？
上世纪初，达尔文进化论之所以引起极大争议，因为这是第一次把科学对动物的研究结论延伸到人类身上。宗教界指责进化论剥夺了人类的尊严，而科学理性认为这种指责是无的放矢。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很快就引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被德国科学家接过去发展出关于种族优劣的“优生学”理论。这是纳粹德国动员全国参与反犹灭犹，杀害以百万计犹太人、吉普赛人的种族灭绝政策的“科学依据”。纳粹的这种“科学理论”和政策，一开始就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而最早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质疑的，不是科学界，而是宗教界人士。
今天的基因工程研究，其实产生了类似的处境。克隆人类有伦理道德问题吗？大多数人会回答，克隆人类的做法存在不可忽视的伦理道德问题，尽管这里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没有定义清楚，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可是也有些科学界人士却认为这里不存在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只存在于他们的研究领域之外。
有些宗教界人士认为，在这样的时刻，科学界思考这样的道德问题的能力是很弱的，不能只依赖科学家来思考和决定科研中的道德问题。他们甚至表示，DNA是神圣的，人类不应该“扮演上帝”来操纵DNA。
医学和遗传科学家Collins博士支持诸如用于农业目的的克隆动物的研究，但是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制造一个人”，“这不是上帝为我们的生命安排的计划”，他表示反对。神学家Ted .Peters是基因科学之神学意义方面的杰出专家，相比较之下，他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不认为基因是神圣的，不认为操纵基因就是在“扮演上帝”。他强调，如果一个孩子是克隆而成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么这孩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从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这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是“上帝的孩子。”不过他们都认为，由于基因技术的巨大前景，信神的人要理解基因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参与决定，人类应该用这个技术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然而，在科学加速发展的今天，正是由于宗教的存在，对于物种的改变、包括一些与人类自身相关的改变，就多了一层道德质疑的坚持。不论最终人们选择依照怎样的结论去做，这样的质疑和思考，对于人类绝不是多余的。我们看到，越是在宗教式微的国家，科学越可能按照最急功近利的路径去走，这样的质疑往往会省略，这种省略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和后果，是负责任的人们不得不正视的。
四、宇宙、起源和上帝
天文学历来是对信仰影响最大的学科。一直到18世纪以前，西方天文学始终是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但是当代宇宙学，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到大爆炸理论，对神的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当大爆炸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很多科学家不接受这种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意味着宇宙有一个起点，有一个开始的时刻，而这等于意味着有一个创始者。近些年，赫伯望远镜发现，宇宙在膨胀，这证明了宇宙有一个起源的时刻，同时这种观点支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即用一组方程式来描述宇宙从虚无中产生。世界上最早重视宇宙膨胀理论的是比利时神父George .Lemaitre。作为相对论物理学家，他提出宇宙是从他所谓的“宇宙原子”开始生成，提出了他的宇宙进化理论。后来的物理学家否定了他的宇宙原子，但是汲取了他的宇宙开始于小量密集物质，向外膨胀而发展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复杂结构的理论。
不过现在的科学家又认为，宇宙的起源时刻就是这组方程式的作用，并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这也是着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现在的宇宙学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的创始就完全可以用物理定律来解释，与造物主何乾？
有些物理学家面对同样的方程组，却有不同的看法。物理学家Paul Davies说，物理定律之完美说明，必定有什么东西在这些定律的背后，必定有什么至高至上的东西在驱动着宇宙里完美的数学规律。斯蒂芬·霍金本人也把上帝和物理定律联系在一起，他和Paul Davies一样，说现代物理学寻求的能够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的统一理论，是“上帝的旨意”。诺贝尔奖获得者Leon Lederman曾经说过，当物理学家在加速器里看到他们要寻找的粒子的时候，就看到了上帝的脸庞。
不过，他们所说的“上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诺贝尔奖获得者，着名理论物理学家温伯格说，其实那儿没有上帝什么事。他指出，传统上，“上帝”这个词是指一个人格化的对象，而霍金和Lederman其实都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们的上帝其实指的是“一种秩序与和谐的抽象原则”，是一组方程式。他说，如果语言对我们有用，那么我们应该保持词汇的原有意思，而上帝这个词在历史上并不意味着自然定律。
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当代宇宙学里没有神的位置。而对于那些信神的宇宙学家，对于基督教信仰者来说，当代宇宙学不能动摇神的存在，宇宙学的发展不构成基督教信仰的危机，相反，更加坚定了他们对神的信仰。
五、目的和意义
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他的着作《最初三分钟》的结尾说，“宇宙越变得可以为我们理解，它就越显得没有意义。”温伯格的意思是，科学给我们描绘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空间，在这个冰冷空间里，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温伯格的说法是至今为止科学家作出的最为冷峻的评论。这个评论使宗教信仰者非常不快，因为对于信仰来说，宇宙的意义和人类的作用是至关紧要的。
澳大利亚生物学家Charles Birch是现代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温伯格的看法很不以为然。他评论说，温伯格作为物理学家对宇宙得出如此冷峻的观点是因为物理学家“习惯用机械的观点看待世界”，而在温伯格看来没有意义的地方，他说，“我从中发现了意义”。他认为世界是有意义的，有些科学家看不到世界的意义，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
同样，梵帝冈天文台的着名天文学家，George Coyne神父，毕生研究恒星的形成，却坚信宇宙充满了意义和目的性，而科学并不足以洞察这种意义和目的性。他指出，将所有科学的伟大成就统统加在一起，那也不一定就能向我们显示我们生命的意义，整个宇宙的意义。意义的显示是在科学之外，是在于我们体验到我们作为人生活在世界上。他解释说：“我认为，所有人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是有意义的。当我握住一个濒危朋友的手，从这个朋友的眼睛里看到，即使在死亡降临的时刻，人仍然有希望和欢乐的表示，我就看到了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超越科学研究的。”
有趣的是，温伯格对此深有同感。他说，虽然他相信科学描述的宇宙是冰冷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相信我们人类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给宇宙以意义，“通过互爱，通过发现自然，通过创造和艺术”。温伯格说，面对一个“无爱的非人性的宇宙”，我们却可以为我们自己创造“一个温暖的，爱的，科学和艺术的小岛”。
六、理性与信仰的共存
温伯格对宇宙“冰冷的”描述，以及他和Coyne神父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典型地表现出科学理性和信仰对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是强调纯理性的科学家，仍然关心“意义”的存在。人类不仅具有寻求知识，寻找科学答案的本能，人还是情感复杂的造物。不论从生物学的角度，给予人类怎样清晰明确的科学解释，人们仍然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神秘感、对生命意义的困惑，对人性道德的无穷追问。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属性，给宗教留出了空间。这是宗教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发展以后，仍然能够长期持续存在的原因。不是教士的宣讲使得人们追随宗教，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特殊需求，寻求和维护了神和宗教。
我们知道，17世纪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条件下的事物，而当代科学是科学革命的直接产物。基督教信仰是几千年西方文明的核心。自从科学理性和基督教信仰在进化论问题上产生重大危机以后，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处于一种紧张的平衡关系。在制度层面上，西方民主国家有政教分离的法律保障，科学研究没有因为这种拯救信仰的活动而遭受压制；同时，宗教信仰和结社的自由，保证民众有活跃的宗教活动，也维护了宗教和科学的对话。
这个时候，真不由会想起那句老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科学与宗教两个领域，在历史上和今天，都不乏一些极端观点，试图以某种方式，一劳永逸地铲除对方。不乏借助政治与权力，暂时地达到目标。可是，我们看到历史不断在重复着这样的过程，每当被借用的高压消除，一切就恢复原貌，科学与宗教共存依旧。
拯救信仰的努力，说到底就是，面对科学理性的挑战，怎样保持西方文明的核心－－民众的基督教信仰。既要发展科学技术，开展科学教育，保护科学研究不受压制，又要维护作为社会主要道德资源的宗教信仰；既要为科学和宗教划分出各自的活动空间，使它们互不乾扰，又要建立它们之间一定程度的对话机制，使科学理性和信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科学研究和知识，科学理性，同宗教信仰，对神的敬畏之心，都在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提供思想与精神动力。这就是在美国这个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里，95％的人信神的背景。在此比照当代中文文化内人们的精神世界，对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此破彼立、此长必然彼消的的两极对立观念，似乎应该重新审视了。
